​ 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同一定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对科学的理解要追溯于它的思维方式。

　　我们常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自豪，然而，又更多地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深感遗憾。翻开科学史，无论天文学、力学、数学、光学、化学、电磁学、生物学、基因学、原子物理学、宇宙学，以及蒸汽机、燃气机、电动机、核能、动力船、汽车、飞机、航天器、电灯、电话、无线电、收音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等的发明，都来自于取自于西方。一句话，执科学之牛耳的是西方，并由西方主导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在伽利略时代（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已有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全书十八卷详细记载了各种工艺技术。然而，宋应星未能如伽利略那样，以小球滚动的实验，创立落体运动定律，开创了科学实验，形成了科学思想，为力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天工开物》始终只是停留在工艺技术搜集整理的思想水平上。是什么造成伽利略和宋应星这种思想水平的差别的呢？原因有多方面，但起着根本作用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别。

　　综观人类的认知建构，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一种是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一种是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

　　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注重于事物逻辑展开的建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关于物质运动应该符合数学规律的创见，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构造，欧几里德几何体系的演绎，阿基米德浮体定律的发现，都反映了一种相同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归纳的、推理的、数学的逻辑方式，建构经验质料，创立事物运动的定律和基础理论。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落体运动定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牛顿的力学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货币的论述，非常典型地示范了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从个别等价物到特殊等价物，从特殊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嬗变为价值的普遍形态，以其极为精湛、高明的思辨逻辑，为我们揭开了货币的本质及历史由来。

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习于事物实例的表象整理和定位。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易经》最为显明地代表了这种思维方式。易经以太极之阴阳为本，通过六十四卦的表象采集而定位事物的吉凶，教人避凶趋吉。此外，孔子以“仁”，老子以“道”进行种种物相和事件的表象采集定位，并由其弟子们进行种种诠释。司马迁的《史记》，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清代的《四库全书》编撰，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以自己的著说和框架进行表象的采集定位，以众多物相、事件和资料的搜集、校正、充实、编纂而集大成。这种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以表象的采集和编集为大成，非常明显地缺乏从归纳到推理，从数学到定律，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建构。

比较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精于事例的博览，长于教化的规范；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深于原理的探求，优于规律的建构。

　　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工艺和科学两个阶段。工艺和科学的区别是，工艺的发展，无论是石器的打磨，陶器的发明，金属的冶炼，建筑的砌造，只是事物表状的加工，并随经验的积累和传授日趋精微而形成技艺；科学的发展，则以实验为基础，但这种实验是以一定概念建构为内涵的，是以逻辑设想所进行的主客观化合的定律验证，并进而把这种定律验证应用于工艺制造，把工艺提高到科技的水平。

当人类文明还处于工艺发展阶段时，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见长于历史，推动着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曾一度领先的灿烂文明，就其主体而言属于工艺范畴，是表象采集定位式思维方式的成果体现。然而当人类文明步入科学发展时，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则见长于历史，推动着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

　　逻辑定律建构和表象采集定位的两种思维方式及其作用的分析表明，科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思维方式上的，科学要有相应的思维方式，才能产生具有这种思维特质的实验方式，并以此创建科学成果。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缺乏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和这种思维方式特质的实验活动。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创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任何致力于科学发展的民族都需要有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只有拥有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才能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实验活动和基础理论。向先进文明的学习，更要注重相关思维方式的学习，才能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逻辑定律建构和表象采集定位的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并各有见长。现代世界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要科学理论的领头，又要求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无论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还是表象采集定位式的思维方式，都是不可废弃的。但要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民族，在科学成果和基础理论上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创见，中国的国民教育要特别注重逻辑定律建构式的思维方式的培育，以弥补思维方式上的不足。​​​​​